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有“五礼”之分，人与人之间讲究“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更有“礼”走遍开下，无“礼”寸步难行的说法。当下，一提到“礼”，要不就是谈“礼”色变，唯恐沾上不正之风的边；要不就来“礼”不拒，贪得不义之财而走上错误的人生，让人与人之间原本美好的关系变得复杂。我想，这两者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初心。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社会，且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中显得尤为重要。“礼”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原作“豊”。甲骨文的“豊”字，其下是“豆”，是“鼓”之象形，其上为“丰丰”，是“两串玉”的象形白描。两形会意，表示击鼓送玉，与他人诚信结交之义。在上古先民看来，乐莫重于鼓，物莫贵于玉，敲鼓奏乐，捧玉奉献，无疑是最高最衷心的礼仪。后来，事神之加“示”（祭桌）旁作“禮”，简化时规范为“礼”。说明礼应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孔子曾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意思是“礼啊，礼啊，难道玉帛这种形式就是礼的全部了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这些乐器吗？”可见那时候在礼品的含义中，就已经有了物质的成份和表现了，即礼以物的形式出现了。

　　人类学的礼物交换理论主要来自马歇尔.莫斯的名著《礼物的流动》，该书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原始或古代类型的社会中，什么是受礼者必须报偿的原则？所送出的东西中有什么力量迫使受礼的人要做出回报？”自古以来，礼物被视为传达重要的精神信息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诸如关心、眷恋、道德关怀和感情联系等。因而，礼物创造出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被统称为人情。这种存在于森林中和某个人送给另一个人的贵重物品产生的神秘力量被称之为“礼物之灵”。所以，一个人赠送出的礼物，实际上是他天性和力量的一部分，他的礼物里有他的影子，而接受某个礼物的，也就是接受了送礼者的一部分精神真髓。

　　送礼是一种非语言的重要交际方式，我们中国人所信奉的以物表情，礼载于物，从而寄情言意的概念，与上述西方莫斯的“礼物之灵”的观点实际上是同出一辄的。因而“礼物”创造的联结，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人们围绕着如何维系人际关系，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似乎最为有效的就是送礼。我们对于礼物的探究，根本问题是要分析人是如何与物以及如何通过物，而与他人彼此相互关联的。

　　在现代社会中，礼物交换仍然是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交换方式。中国人的礼物交换是嵌入于一个人类学家称为“人格之文化构建”的过程当中的：个人要通过礼物交换实践学会如何去和不同类型的人找交道。基于这种理论，也就是说中国人把送礼作为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事实也就是这样的。美国创新领导力研究中心做过一次关于一个人成长为领导的因素调查，这个数据表经常用于成人培训的动员工作中，用以说明行动学习的重要，但同时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因素中是没有人际关系这项的，而亚洲人普遍认为这个因素的存在。

　　在对人情运作法则、运作机制的论述中，费孝通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换行为，人情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总是让他人欠自己的人情，而自己不愿欠他人的人情，又会加重回礼使对方反欠自己的一笔人情，就这样持续往来，维持着人际关系的延续。中国人情法则是“报总大于施”。一旦人情断了，互不相次，双方的关系也就结束了。这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行为准则。但，还有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西方人其实也很重视送礼的。你看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圣诞老人用雪橇拉满了礼物，通过烟囱进来，悄悄地把礼物塞在孩子们的枕头下，好像比中国人的送礼物的方式要浪漫一点。习总书记访问英国时参观曼城俱乐部，并获赠1号球衣。当年，我们在修建中国大陆第一条高标准、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长途铁路干线——武广客专时，监理大部分是德国技术专家，他们每次休假回来，都会给大家带点小礼物，一张贺卡，或是一个小玩具，每人有份，交换的是一起相处的友谊。

　　人类正常的礼尚往来是维持和强化、创造各种社会联结的重要方式，是一种美好的行为举止。而腐败的滋生，我想正是不注意小的细节、小的礼物，动不动几百万、动不动送套房，送礼者送出的价值越大，他所希望得到的回报越大，被送者接受和保留这些东西是危险的，因为送出这些东西的那个人在道义上可能沾染着非份之念，在心灵上可能沾染不轨企图，如果你接受了，那么你也就沾染了送礼人的污秽。

　　所以送礼还是淡然为好，不必过多地夹杂其他色彩和成分，这样送礼者与被送礼才能一身轻松，相互交好。

　　张志娟